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匡時擠世—廬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態(第五章)

2020-09-21 來源: 中國吉安網 13

第五章 匡時濟世——廬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態

(作者:李夢星)

隋唐以來,以儒學精神為主體的中原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經濟繁榮的廬陵,發達的書院和學校教育,加速了中原文化的傳播。到了宋代,廬陵文化進入了鼎盛的階段,顯示出了和中原文化基本相同的特征:就是尊崇正統的儒學,弘揚當作主流思想的孔孟學說?!靶奚?、正心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是傳統儒學教育的核心,也是廬陵人士恪守的人生信條和追求的目標。正統儒學觀念的深刻影響,催化了廬陵文人的積極入世觀念的形成。他們以維護社會的基本價值為己任,講求經世致用,興國安邦,教民化俗,認為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遠”,應當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;在人生態度方面,是“達則兼濟天下,窮則獨善其身”;在政治觀念上,要當“社稷之臣”,為國建功立業;在品格情操上,講求忠義節烈。適應當時社會發展需要的儒學精神中的先進和積極因素,鑄就了眾多的廬陵英杰。到了南宋,江西成了稱為新儒學“程朱理學”的大本營,廬陵便是大本營中的一個重要據點。朱熹把儒學的倫理道德當作天理,使傳統儒學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,因而受到了統治階級的欣賞。廬陵人士在理學的影響下,積極“入世”,匡時救弊,剛健有為,憂國憂民的理念得到了進一步強化,建立了不朽的功業,閃爍著不熄的精神之光。

一、經世致用

經世致用,是儒學的重要學術思想之一。儒家學派主張以“經”來指導為政,來維護社會的穩定,但是不能空談“圣言”,要講求實際的功效,一切學問都要有益于國事。正如清代顧炎武所云:“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,一切不為”,應“引古籌今”,作為“經世之用”(《亭林文集》)。漢代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學”,把儒學提到了正統地位,卻是注重“章句注疏之學”,魏晉的玄學和清淡之風沖淡了儒學的權威。到了唐代,由于皇帝的迷佛溺道,儒學傳統有所削弱,五代時,佛道更盛。進入宋代,一批有識之士紛紛覺醒,他們對佛道的“出世”空幻觀念不滿,致力于改變長期以來佛道的聲勢凌駕于儒學之上的態勢,力求恢復儒學傳統,倡導經世致用,創日用事功之業。廬陵的儒士,就是高揚這種思想的勇者。他們或于講壇,或在著述中強調經為世用的觀點。當他們有了機會在政治舞臺上施展自己的才華之時,就自覺的“以天下為己任”,實踐經世致用的思想。

培養了眾多廬陵俊杰的教育家歐陽守道,他對當時流行的務虛空談表示不滿,崇尚求實致用之學。針對科舉之弊,他認為“國家以科舉取士,士不為舉業者吾見罕矣,茍為士則學所當學,日孳孳以終其身,今移孳孳于舉業,于身心則無得,于天下國家則無用。然而士不敢不為者,勢驅之也。予昔時從事于此,未嘗不自笑也。以予之心度他人之心,知凡為此通病也,況詞賦之為技,視他文尤難精曠……嗚呼,科舉之害,千百年未易議其革也,士不能由科舉則所謂讀而習之者亦安能自己哉?”(《巽齋文集》卷12)。他以自己的親身體驗,指出如僅是為追逐科名而學,于己于國都是不利的。他教導學生們“無益之言勿聽,無益之事勿為,無益之文勿觀,無益之友勿親”(同上卷13),直截了當地要求學生注重事功,成為對社會對國家有用的人。文天祥稱這位尊師為“橫經論道,一世宗師”。他的治學思想,不同于那些以科舉為業的讀書人,而是“求為有益于世用,而不為高談虛語,以自標榜于一時?!保ā段纳较壬罚┚恚保保?。  

稱為南宋“中興四大家”之一的著名詩人楊萬里,他不僅是一位“詩壇霸主”,“還是一位強調經世致用的思想家”(《江西文化》第7章)。他中進士后,歷仕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朝共四十年,先后任過知縣、知州、吏部郎中、禮部右侍郎、秘書少監、太子侍讀等官,除寫了大量的詩文作品外,他還寫了《六經論》、《圣徒論》、《庸言》、《誠齋易傳》、《千慮策》等著述,反映了他的思想成就。他認為六經在指導政事方面占主導地位。尤其《春秋》,是“夫子之所以為政也,徒教而不為政,堯舜不能以經一世,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!”(《誠齋集》卷85)他的意思很明白,就是《春秋》的作用是指導為政,孔子雖不是什么王侯,但因有了一部有益于政事的《春秋》,就有經萬世之功業。所以經世的核心就是為政。他在乾道六年(1170年)向朝廷上的《千慮策》中,結合時局,精辟地論述了君道、治原、人才、論相、論將、論兵、馭吏、刑法、冗官等方面的問題,表現了經世致用的意識。他還認為,不僅在治經時著眼于用,而且一切學問、言論都要“致用”。他說:“論曰: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……布之可以溫,故人取之以衣其事,粟之可以飽,故人取之以實其腹。今且有人積布而不衣,藏粟而不食,則雖積藏如山,而夫人者不免于凍餒而死。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于死,非不富之罪也,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。學道而不用,安以道為哉!”(同上卷86)他又說:“言非尚于奇而尚于用也。事非難于料,難于處也。奇而無用,能料事而不能處,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國之大患歟?”(同前卷88)他的這些“致用”的觀點,對于引導士人面對現實、不尚空談、踏踏實實為社會作貢獻,具有積極的意義。對流傳很廣的佛老觀念,楊萬里很是反感。他在《韓子論》中旗幟鮮明地提出:“老子以空虛為道德”,“佛老好其清凈寂滅之道,以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生死也”,而實際上大部分人是見到佛老之徒“不業而食,不劬(勞苦)而居”就“幸于其福田利益之誘”去信教,這些人不勞而獲,對社會是無利的。由此可見,楊萬里是一個有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,也是一個清醒的儒學政治家。

廬陵文化培育的人杰之中,有幾位曾居相位,輔佐君王統治天下,位高權重,顯赫一時。他們為朝中重臣,施興國安邦之策,又是飽學經書的儒者,尊經世致用之道。當然,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,帶有明顯的功利性。但,這正是儒學積極“入世”的方式之一,也是實現儒者人生價值的途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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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陽修在任諫官和參知政事時,針對北宋社會的弊端,提出了許多富國強兵的主張,對朝廷解決當時“無財用、無兵、無將”等現實問題,起到了一定的作用,充分體現了他注重實效、務從實際的功利精神。劉子建先生認為:“其實歐陽修講致用……講功利,王安石繼之而起”(《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》)。歐陽修所提倡的“致用”之法,對后來的功利理論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。

南宋中期的名相廬陵永和人周必大,從紹興二十一年(1151年)中進士始,在官場上跋涉了近半個世紀,曾為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代君王效力,任過兵部、吏部侍郎、參知政事、右丞相、左丞相之職。他是學識淵博的大學者,又是可以直接參與朝政的政治家,深知以經治政的重要性。但他不尚空論,而是從實際出發,切合現實,以真知灼見贏得了君臣的尊重。孝宗登基后,想做個中興之主,可當時南宋小朝廷已偏安幾十年,歌舞升平的日子消磨了許多人的斗志,也耗損了國力,軍隊管理松馳,兵不精將不良。在這種情況下,出動兵力大規模地討伐金國,收復失地,無疑是勞民傷財的。周必大任宰相上的第一個奏章就提出“今內外晏然,殆將二紀,正可懼之時,當思經遠之計,不可紛更欲速”(《宋史·本傳》)。意思是說,現在社會還穩定,但要居安思危,考慮到長治久安,不可急于求成??梢姳卮笏值氖欠€健持重的內政外交方針,認為必須要積蓄國力,整頓好內政,才能去與金國抗衡。所采取的措施一要強兵,整肅軍紀,二是富國,穩農促商,三是安民,對災民撫恤,四是政修,擇人才和考官吏(《省齋文稿》卷11)。這些務實的策略,他不僅向皇上提出,還制訂了相應的條規,親自督查落到實處。周必大遵循的“致世”原則,在當時收到了實效,也成為廬陵后學的楷模。

二、革新圖變

改革創新,是社會進步的動力,是民族文化賴以生存的重要條件。廬陵文化的繁榮與發展,是與一批革新圖變的志士仁人的努力分不開的。他們不滿足于固有的傳統,勇于沖破舊的思想觀念的束縛,抱著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,在不同的領域開拓新的天地,顯示出旺盛的創造力和勃勃的生命力。他們改革的精神,創新的觀念以及所產生的效果,為廬陵文化注入了活力,增添了光輝。

在政治思想上,破天荒地提出“改革不息論”的,是民族英雄文天祥。

南宋政權建立以來,除孝宗稍有振作,其他的幾個皇帝滿足于偏安江南,不思進取。理宗登基后,也沉溺聲色之中,在位多年無革新舉措。而時局并不可樂觀,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虎視眈眈,仗兵強馬壯威脅江南,國內政治腐敗,人民困苦,積貧積弱。受廬陵文化熏陶的文天祥,對政治危機有清醒的認識,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深感擔憂。他在寶祐四年殿試的對策中,明確地提出除弊革新,改革不息,以振國威的觀點,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學、倫理和政治思想。他從《易經》中所說的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強不息”的概念出發,認為“不息”為宇宙的根本法則,不息就是變化革新。他指出,天不墜落,在于“運”,地不塌陷,在于“轉”,水不腐,在于“流”,日月星辰之所以常新,在于“行”,天地間“生生化化”,總是不停息地運動著。生活在天地間的人,應當“法天地之不息”;引申到政治上,同樣是要變通、改革不息。他在《御試策》中寫道:“自太極分陰陽,則陰陽不息,道亦不息。陰陽散而五行,則五行不息,道亦不息……穹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,而道亦與之相為不息。然而道一不息,天地亦一不息。天地之不息,固道之不息者為之?!薄暗乐谔斓亻g者,常久而不息,圣人之于道,其可以頃刻息邪?”“天地之所以變通,固有其不息者為之,圣人之久于其道,亦法天地而已矣?!蔽奶煜檎J為,“法天地不息”首先要從思想和精神上振作起來,樹立政治改革的決心,然后才能表現到實際行動上來,切實進行不斷的改革。他說:“圣人立不息之體,則斂于修身;推不息之用,則散于治人。立不息之體,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;推不息之用,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?!蔽奶煜檫€認為,改革不僅要持之以恒,而且應該兼及內外彼此,全面推開。他說:“既往之不息者易,方來之不息者難;久而不息者易,愈久而愈不息者難?!薄安幌⒂谕庹?,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內;不息于此者,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?!彼X得要達到的改革目的是“大道之行,天下為公?!蹦陜H21歲的文天祥,能如此全面精當地論述“不息”之論,充分顯示了他的才華和對世事、時勢的洞察能力。

文天祥關于法天不息,改革圖變的理論,使他成為了吉州第一個狀元。三年后,邊境形勢惡化。開慶元年(1259年)8月,蒙古軍渡淮河,揮戈南下,9月便突破長江天險,圍攻鄂州。朝廷一片混亂,權奸董宋臣提議遷都四明。在此危難當頭,文天祥挺身而出,寫了《己未上皇帝書》,提出了挽救危機的主張,具體提出了革新的四項方案:“簡文法以立事”,“仿方鎮以建守”,“就團結以抽兵”,“破資格以用人”。還提出斬董宋臣以安人心。雖然這些建議未被昏庸的皇帝采納,但表現了文天祥拳拳愛國之心。這些改革主張,是一份可以資政的寶貴文化遺產。

在坎坷不平的人生旅途中,文天祥一直把“法天不息”的思想當作遵循的準則,表現了一種不斷進取、積極的人生態度。任地方官時,他革除舊弊,創建功業;在遭受厄運時,以不息的精神予以抗爭。他的圖變革新的思想,成為后人破舊創新、不斷前進的精神力量。

政治和社會方面的革新圖變,歐陽修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實踐。

在仕途跋涉了42年的歐陽修,曾任參知政事,參與了朝廷的決策,擔任過執政要員,經歷了北宋王朝先后兩次大的社會改革——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。他清醒地認識到當時內憂外患的形勢,在奏章中,多次表達了革除舊弊,刷新政治的思想。他認為,出現社會危機的根源在于吏治不清,“今天下凋殘,公私困急,全由官吏冗濫者多”(《歐陽文忠集·奏議集》卷1),要救民疾苦,“擇吏為先”。慶歷三年(1043年),他連上三狀,提出了整頓吏治的具體辦法。一是實行按察制度,加強對官吏隊伍的管理,“甚惡者黜,有善者升”(同上),提高官吏的素質。二是任人惟賢,選賢任能,打破陳規舊制,不拘一格選真才,“有賢豪之士,不須限于下位;有智略之人,不必試以弓馬;有山林之杰,不可薄其貧賤”(同上,居士集卷46)。三是賞罰分明,激勵官吏建功立業?!皠诔疾毁p,不可勸功,死士不賞,不可勸勇”(《新唐書》卷107)?!百p一人而千萬人悅者,賞之;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,罰之”(同上,卷112),以此激勵賢能之士建功立業。針對國家“財用不足”,影響邊防的時弊,歐陽修提出了通漕運、盡地利、榷商賈等改革建議。針對軍隊數量多而缺乏戰斗力的問題,他提出了裁汰冗兵、越次選將、改變戰略的兵備改革主張。他的這些改革構想是切中時弊和切實可行的。

在慶歷新政醞釀和推行期間,歐陽修是積極參與者,堅持改革的立場,與保守派作堅決的斗爭。當時,范仲淹等有識之士為嚴重的社會危機而憂慮,認識到只有改革除弊才有出路。仁宗也想有所作為,但被不思振作的丞相呂夷簡等保守派所蒙蔽。呂夷簡壓制打擊改革志士。任諫官的歐陽修堅定地站在改革派一方,上書直接指責詆毀范仲淹的高若納“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”。當雙方斗爭達到白熱化時,保守派誣范仲淹等人為朋黨,引起仁宗的猜疑。此時,歐陽修毫不畏懼寫了著名的《朋黨論》以辯誣,對仁宗消除猜疑起到了很大作用。在歐陽修等人的力薦下,范仲淹終于為相,使他能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方略。在新政實行期間,歐陽修積極建言獻策,提出解決改革中遇到的問題的辦法。歐陽修轉任地方官后,仍密切關注改革動向,繼續上書批駁保守派給新法羅列的罪名。新政失敗后,歐陽修并未退縮,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,推行改革措施,如減少冗員、募人耕種沿邊之地等?;氐匠⒑?,歐陽修受命主持禮部貢舉,他決心借科舉取士的機會,痛懲當時流行的險怪華艷的文風,倡導平易自然的文風,領導了影響深遠的詩文革新運動,促進了文學領域一代新風的形成。歐陽修有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思想,也有改革的實際行動。他矢志不移進行改革的思想和成果,在民族文化寶庫中書寫了不朽的篇章,也是對廬陵文化發展的杰出貢獻。

文學創作上勇于創新的詩人楊萬里,自成一體,別開生面,在我國文學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。

楊萬里是一位愛國者,憂國憂民,為國富民強奔波操勞;他又是南宋杰出的詩人,一生寫了二萬多首詩,題材非常廣泛,惜乎只存數千首。著名主戰派領袖張浚勉勵他“正心誠意”,于是,自號“誠齋”。他的詩名遠播,時有“今日詩壇誰是主,誠齋詩律正施行”之譽(姜特立《謝楊誠齋惠長句》),又頌之為“四海誠齋獨霸詩”、“雄吞詩界前無古,新創文機獨有公”(項安世《題劉都監所楊秘監詩卷》)。連大詩人陸游也說:“夜讀楊卿南海句,始知天下有高流”?!拔恼掠卸▋r,議論有至公。我不如誠齋,此評天下同”(《劍南詩稿)卷19、53)。由此可見楊萬里詩歌在文學上的地位。這位譽為“詩壇霸主”、陸游也自謙不如的詩人,正是以不凡的勇氣,擺脫了前人詩歌創作的清規戒律,向傳統文學中最正統而嚴肅的文體詩歌表現形式挑戰,在創作實踐中實行大膽的變革創新,大量吸收民間口語,描述日常生活,形成一種平易自然、活潑而潑辣的詩風,走詩歌大眾化之路,給詩壇刮進了一股清新的風,像一枝鮮嫩的荷花開在深幽的詩海王國。難怪項安世由衷地贊之為“詩界前無古”。

楊萬里創造的“誠齋體”,是在廣泛學習前人作品,積極吸收之后形成的??少F的是他能在繼承中創新,在創新中發展。他自己說過,寫詩先是學江西詩派,接著學習陳師道,以后學習王安石,后又學唐人絕句,可越寫越覺得是步人之后塵,了無新意。他認為,“傳宗傳派我替羞,作家各自一風流,黃(庭堅)陳(師道)籬下休安腳,陶(淵明)謝(靈運)行前更出頭?!保ā栋闲旃е偈「山姟罚┙B興三十二年,他在零陵任職時,覺得過去寫的一些詩不滿意,便毅然燒掉一千多首,其中也有不少好詩,連當時的詩人尤延之都覺得“焚之可惜也?!钡剿麑懽鳌肚G溪集》時,他“忽若有悟,遂謝去前學,而后渙然自得,時目為誠齋體?!苯K于“落盡皮毛,自出機杼”(《宋詩鈔·誠齋詩鈔》)。楊萬里不為已學的知識所囿,既敢于沖破舊套,又勇于否定自己,終于走出了新路,在詩歌的殿堂中獨樹一幟,引人注目。

木材計量的“龍泉碼”,創歷史之最。

廬陵盛產木材,并以標長質優暢銷全國。在木材交易過程中,人們往往苦于材積和價格的計算不便。因為木材長短不一,粗細不一,而且同一根木頭兩頭大小也不同。怎樣將千差萬別的木頭的材積和價格用一個統一的辦法計算,使各地的山農和木商苦惱而探索了許多代。無可奈何之下,只得各定標準或由雙方估價了事,但影響了大范圍的流通。明代龍泉縣(遂川)有一位叫郭維經的儒士,中了進士之后在朝廷任御史,多次奉命巡視江淮,嚴懲酷吏貪官,享有威名。母親病故回鄉服喪,不滿時政腐敗,在家住了六年。遂川是木材的重要產地,他常去木材的產銷地探訪,發現木材計量時傳統方法不科學不實用,便于出嫁在泰和木材商肖家的長女探究一個簡便宜行的辦法。經屢次實驗,發現在木材兜以上五六尺長的地方,用有刻度的軟篾尺量下一圍長,就可知木材的大致體積。他們將圍長折算成兩、錢、分碼價,以“兩”為一個計量單位,乘以市場上每“兩”的時價,就是木材的價格。每根木頭都可以計算出具體的碼價,累加起來,就得出了一堆木頭有多少“兩”多少價。此種材積和價格的計量方法雖不十分準確,但很方便,一學就會,容易推廣,得到了木材商的認可,很快流行開來,通用全國,人稱“龍泉碼”。郭氏父女突破傳統,創造新的計量方法,不僅大大減輕了勞動量,還促進了木材的流通。此碼流行數百年,直至近幾十年才逐步被更科學的方法所取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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